创业氛围 政府补贴 税收减免 使新加坡正速成2015年的新硅谷

Won Hee Chang身上穿着摩托夹克，英姿飒爽。她曾经做过风险投资人，刚从新加坡搬到旧金山不久。

在连珠炮似的说出一长串名字让我新加坡之后联系他们之后，她突然停了下来。

“抱歉，我从来没有学会嚼口香糖，我在新加坡长大，”Chang说道。“我原来不知道你能在嘴里把口香糖分成两半。”

我后来了解到，新加坡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个终年炎热、只有710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文明且开明，但有时候又出人意料地顽固落后。那里的法律禁止嚼口香糖，限制言论自由，禁止同性性行为。

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称新加坡是“存在死刑的迪斯尼乐园”。然而，新加坡是一个完全与外界保持同步、具有全球意识的国家，而且在迎接更多的趋势。

新加坡本身就是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治国试验。作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国民享受着各种政府服务，但新加坡也被指责限制个人自由，有些人认为新加坡政府具有专制家长的作风。

新加坡政府官员和教育专家抱怨新加坡人缺乏企业家所普遍拥有的激情。现在，新加坡正计划运用使这个国家成为东南亚最富裕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机制，来改变目前的状况。

在4月份访问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和国家之后，我深信这个地方将在全球科技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首先，当地氛围特别适合于创业，政府对创业给予补贴和税收减免，热情也很高涨。

再者，通过新加坡可以快捷地进入即将到来东南亚的科技市场。虽然互联网普及率不是很高，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手机用户已经跳过桌面电脑，成为新服务的拥虿。

在新加坡创业的企业家享受一系列政府扶持。创业者每从投资者获得1.5万美元风险投资，新加坡政府机构将再提供8.5万美元。而且，在这些风险投资中有一半的资金来自政府。

在过去的五年里，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以补贴的形式往刚起步的初创公司注入了1.67亿美元，受到这类扶持的公司有TreeBox（手机安全）和iCarsClub（拼车）。

这仅仅是政府支持正在兴起的科技产业的最直接最明显的方式。其他机构则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创新工厂，以廉价的租金为初创公司提供办公场所。

这个用地址缩写命名为Blk71的创新工厂建立于一座四年前准备拆除的老旧低层厂房建筑。现在Blk71已经扩大到三栋建筑，且以后还会增加，目前以入驻了250家公司以及30个孵化器和投资者。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干净整洁的城市，Blk71显得与众不同：建筑外墙装饰有涂鸦，室内墙面挂着一大堆集会传单和旧创业公司竞赛海报。

新加坡负责向初创公司提供资金的政府部门是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其CEO刘德成（Teck Seng Low）说，向私营部门注入资金是新加坡培育创业精神战略的一项关键措施。

现年60岁的刘德成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他的身份是教授、连续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他正是新加坡试图培育的那种人才。

但他在这里是个异类，他在办公室吃着盒饭告诉我：“创业精神不是新加坡人的天性，我们这一代人热衷于成为专业人士，不愿意冒险，而年轻人则十分幼稚。这里的生态系统没有教会他们如何改变、如何适应，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市场。”

刘德成说，新加坡向以色列学习鼓励创业的经验，以色列在补贴风险资本和把研发——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研发——转化成企业等方面取得了成功。这并不是新加坡第一次向以色列取经，新加坡的征兵制也仿照了以色列的强制兵役制度。

从新加坡接二连三的科技大会来看，刘德成的努力似乎有了效果。我在新加坡参加的InnovFest UnBound大会前后一周内各有一场区域性的大型科技活动。

我在四月底的一个早晨来到新加坡主持一个关于“发掘亚洲用户资源”的小组会议，然后花一周时间去了解当地正在崛起的科技产业。

会议组织者希望让国际科技记者了解该国的科技行业发展情况。跟我一起的有Wired UK、TechCrunch和Fast Company的记者。

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崭新的建筑和塔吊，数量惊人。随处可见一些具有苏斯笔下梦幻色彩的现代摩天大楼——轻松活泼的屋角、弯弯曲曲的天台、俯冲下来的屋顶。

我入住的酒店像镀铬的梯田。而著名的滨海湾金沙酒店看上去就像是三栋摩天大楼头顶上扛着一块巨型冲浪板准备下海。酒店周围最吸引人的景点是50米高的混凝土金属巨树，这些巨树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树内种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

所有这些都是我上次在1999年来新加坡时没有的。这个城市充满生机，在不断扩大。自从这个国家建立以来，已经依靠围海造田增加了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

独立硬件开发商Bunnie Huang在2010年从美国移居到新加坡，目的是为了更接近中国硬件生产合作伙伴。他把新加坡形容为现实版的虚拟城市。

正如他所说，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土地当做游戏平台。大楼建起来了，规则设定了，政府收税和选择优先发展的重点，然后在一边看着游戏怎样玩下去。当他们想出新的优先发展重点，他们会再次扭动旋钮和转盘。

新加坡复杂的鼓励和刑罚制度使得政府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又进了一步。新加坡政府为两家赌场的开设铺平了道路，其中一个就是2010年开放的金沙湾赌场。赌博业为新加坡带来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拉斯维加斯。

为了防止其国民染上赌瘾，政府向国民收取100新币的入场费，而外国人则可以免费进入。政府控制国家的另一件事就是：为了提高长期以来一直在下降的出生率，国民生孩子将获得数万新币的退税、育儿补贴、政府给予的“婴儿花红”；只有已婚夫妻才能搬进大部分国民居住的廉价公共住房公寓。

各种花样的规定影响了人们做生意的方式。比如，新加坡向新车征收6万新币的附加费，以控制汽车保有量，于是诞生了P2P私家车租借服务公司iCarsclub。高额附加费显然限制了人们购车和在iCarclub共享汽车，但是拥有汽车所带来的高额税收让新加坡成为汽车共享的理想市场，因为拥有汽车昂贵得让大部分人负担不起。这家公司已经从包括IDG Ventures在内的投资者获得了7000万美元的融资。

而且，这些规定也影响了国际科技公司进入新加坡市场。Uber在2013年进入新加坡，目前落后于当地领先的公司GrabTaxi，因为后者更紧密地融入到现有的出租车系统。Uber遇到的一个阻碍是，基本车型丰田凯美瑞的价格都非常高，这种汽车在新加坡售价为12万美元，交得起这笔钱的人不大可能去做专车司机。

供职于风投公司Golden Gate Ventures的风险资本家温尼·劳里亚（Vinnie Lauria）。劳里亚卖掉了在硅谷的创业公司之后，跟其妻子周游世界，最后在东南亚安顿下来，他在新加坡设立了公司。

正如在任何大公司一样，意见分歧，特别是公开表达分歧，在新加坡是不被容许的。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YouTube少年明星余澎杉，他在YouTube上诋毁已故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正在候审。劳里亚对这件事的看法很简单。他说：“我早期在IBM工作，如果我在网上说‘呵呵，IBM糟透了’，我可能会被公司开除。”

新加坡给予其高级官员的薪资跟私营公司高管差不多，部长们的年薪超过100万美元。

在我早上参加的大会上做主旨演讲的是曾经做过眼科医生的环境部长维文·巴拉科瑞斯南(Vivian Balakrishnan)，这位部长非常懂科技。台下的听众是几百名创业者、投资者和学生。

巴拉科瑞斯南部长说：“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相聚。你们看到的新加坡是在绝境中发挥想象力的结果，创新不是为了性感，而是出于生存需要。”

巴拉科瑞斯南部长解释说，当新加坡因被马来西亚驱逐而获得独立主权时，该国与内陆的联系被切断。新加坡难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持续发展。它缺乏基本的资源，比如没有足够的淡水。然而，通过纯粹的意志力以及多年来政府对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这个国家想出各种新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新加坡利用自主研发的反渗透技术提供了55%的所需淡水。

巴拉科瑞斯南部长说供水是全球性问题，并引出来他这次演讲的主旨：新加坡已经取得的成果是如何运用本地解决方案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先例。

在演讲完毕之后，巴拉科瑞斯南部长把国际新闻记者叫到一边，给我们讲了政府激励和控制的结合怎样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机会。

“我可以在每个灯柱上安装iBeacon，”巴拉科瑞斯南部长说，并列举出在其他民主国家更难以实现的各种可能。“我们有能力为公民从出生开始做病历。如果你相信我们，你可以做成很多大事。”

听一位对科技非常熟悉并抱有乐观态度的政治家讲话让我这位科技记者感到非常特别。我问巴拉科瑞斯南部长，新加坡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和其他社会限制与他对把新加坡打造成科技城市的热情好像格格不入。

他的回答很简短：“我们正在避免美国的那种文化战争，我们不希望让不同观点造成国家分化或者瘫痪。我们不会让分歧成为阻碍。”

接着他又跟我们讲了金钱在美国政治系统中的作用。

这种一心专注向前的劲头让新加坡从零起步打造了一个初创公司社区。其中最大的初创公司有游戏硬件公司Razer（预计这家公司很快就会上市）、游戏网络Garena和打车软件GrabTaxi。这三家公司的估值都超过10亿美元。

新加坡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公司是Viki，这个视频网站在2013年以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日本乐天。全球科技企业孵化器Rocket Internet也扶持了两家在新加坡运作的大型电子商务初创公司，分别是Lazada和Zalora，这两家公司在2014年的营收都超过1亿美元。

除了支持本土创业公司外，新加坡政府还寻求向国外科技公司投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之一GIC在2014年领投了Square的1.5亿美元融资，还参与了印度电子商务公司Flipkart的最新一轮融资。另一家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则投资了另一家印度电商Snapdeal。

同时，国外基金也在涌入新加坡。四年前，硅谷创投巨擘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开始把东南亚当做向印度初创公司扩张的试验床，这样做的假设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拥有很多共同点。其结果是非常成功，红杉资本最近开始从新加坡直接对东南亚进行投资，这家公司投资了移动交易平台Carousell和房地产搜索网站99.co等几家当地公司。

不像国际上其他科技初创公司蓬勃发展的地区，新加坡没有由新加坡人创立、为新加坡人服务的公司。这样的公司不可能存在，新加坡不是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整个国家面积只有半个洛杉矶那么大，人口只有500多万。新加坡科技公司只能寻求向外发展。

新加坡公司通常把法律和业务团队安排在当地，而其他部门则散布在东南亚各地，运营团队在菲律宾，工程团队在印度尼西亚或者越南，社区团队则每个开展业务的国家都有。

东南亚的市场机会多多，而且东南亚各大城市离新加坡都很近。从根本上讲，这也是新加坡繁荣的最主要原因。单单印度尼西亚就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和第十六大经济体。这些国家的手机普及率很高，因特网用户总数量超过美国。在我们这个时代，科技行业用户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新想法的增长速度，而东南亚正是这种现象的最好例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地的初创公司通常是一些“克隆”公司——东南亚的Zappos、东南亚的Uber、东南亚的Zillow。

负责红杉资本对新加坡投资的赛伦德拉·辛格说：“新点子能有多少呢？”。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东南亚特别如此。

投资者现在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诸如Uber之类的公司是否能如其所愿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大行其道，还是对当地更了解、在当地更有关系的GrabTaxi等公司会主导当地市场呢？

国际金融家们更看好后者。去年日本软银向GrabTaxi投资2.5亿美元，此举旨在创造一个向Uber挑战的全球联盟。

我去GrabTaxi办公室的时候，其创始人兼CEO安东尼·谭（Anthony Tan）接待了我，他带我到处走了一圈，把我介绍给所有新聘请的员工，自豪地告诉我他们曾在Facebook和Palantir等公司工作。

安东尼经常到处走动，GrabTaxi业务遍及东南亚六国，安东尼总是跟同事们在这些国家之间飞来飞去。我问，这里的办公室是GrabTaxi的总部吗？安东尼回答说：“通常来说，CEO所在之处就是总部，对不对？然而单单这个星期，我要去三个国家……你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想着下一步该怎样做。”

在安东尼看来，经营一家开展线下业务的公司需要十分了解当地市场。Uber会说你可以用数据分析解决这些问题，但实际上Uber CEO特拉维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不可能定期去拜访公司在其中运营的300多个城市，所以他不可能像安东尼那样了解东南亚市场。

我们在红灯区外面的小胡同里找了张遮阳棚下的桌子坐下来吃饭，外面下着瓢泼大雨，远离政府扶持的创业工厂和部长们参加的科技会议，跟我一同就餐的是一群东南亚创业家。

新加坡土著阿德里安娜·谭（Adrianna Tan）在雅加达创立了一家名为Wobe的新公司。她聘用了当地妇女在她们的社区出售预付手机通话时间。在我们在Twitter上互相认识之后，阿德里安娜盛情邀请我一起吃饭，还把我介绍给一群有着不同背景和理想的人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新加坡参加会议或者谈业务的东南亚企业家。我们吃了一顿很棒的辣椒螃蟹饭。

有个小伙子在缅甸创立了一家初创公司实验室，另一位主持了一个亚洲科技博客节目，还有一位在为一个语言学习应用工作。

他们中有一些人居住在新加坡，在受到政府扶持的公司上班，比如伯纳德·梁（Bernard Leong）在受新加坡电信扶持的SingPost工作，这家公司代表邮政业务，最近做大了，成为东南亚的电子商务公司。

即使那些其公司不在新加坡的人们也把这个国家当作活动中心，他们每隔几个星期来参加会议或者拜访朋友。他们身上带着好几张SIM卡，跨境之后马上就换卡。这些人大脑里装着的是关于市场机遇的数据：比如，印度尼西亚只有20%的人口拥有银行账户，但是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拥有不止一部手机，手机普及率达到130%。

坐在我桌子对面的是Coins.ph的罗恩·何塞（Ron Hose），他曾经是谷歌(微博)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所属基金的风险投资人，在那之前，他在旧金山创立了一家在线视频初创公司Tokbox。现在，他创立了一家虚拟银行Coins.ph，让人们通过手机应用转账汇款。何塞说他的公司只有不到100万美元的资金，但业务开展得十分顺利。

阿德里安娜似乎总是成为聚会的主角。她的公司Wobe聘请印尼妇女销售预付费手机通话时间，每次交易获利15分钱，其中Wobe拿走5分。阿德里安娜说之所以Wobe能顺利开展业务，是因为这些妇女都拥有廉价安卓手机。

第二天在大会上，阿德里安娜在创业公司竞赛中为Wobe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她最后夺得第一名，领走了5000美元奖金，还得到了去伦敦参加国际总决赛的机会，Wobe在国际总决赛中获得了第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