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计生政策报告起草 一代人时间25年 最多不超过30年

2015年10月29日晚间，当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开始在手机上刷屏时，田雪原的手机也不时响起。这位当年计划生育政策出炉过程的见证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早在2009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计划生育政策30年大限已到，人口政策应尽快调整。

一直致力于我国人口政策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介绍，现在所讲的包括放开二孩在内的生育政策调整，其实早在30多年前就已提出来。当初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时，就已经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长可能带来的问题。

田雪原说，1980年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提出的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而一代人的时间为25年左右，最多不超过30年。

“既非权宜之计，不是搞三年五载；也非永久之计，不能搞50年、100年”

30多年后，年逾古稀的田雪原依然对五次人口座谈会的很多细节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当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有63人，包括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等。

受会议委托，田雪原起草了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总基调包括：一是关于“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共识，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二是对于“生育一个孩子”可能带来的问题做了尽可能多的讨论、分析和预判。

田雪原说，当时的讨论还是挺充分的。甚至有人在会议上提出，民间有“老大傻”的说法，如果只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影响我们国家人口的智力因素。针对这些质疑和讨论，会议专门请了遗传学者来回应，科学上并没有证据证明“老大傻”。

当时会上分析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增长过快，人口问题十分突出，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认为“控制人口数量”是第一位的。田雪原说，当时已经有了共识，要尽量把“只生一个”可能带来的问题尽量减轻，不能使问题过于严重。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提倡一个孩子要搞多长时间”，时间短了没效果，时间过长了，带来的问题可能就比较严重，负面效果增大。

因此当时的会议提出了计划生育“既非权宜之计，不是搞三年五载；也非永久之计，不能搞50年，100年。这是我们决策最重要的指导思想”。田雪原说。

出政策时就对可能的后果有预判

田雪原说，当初讨论时，对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弊端也是有充分论证和分析，主要提出了5方面的问题：会不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会不会影响人口智力；会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421”的家庭结构会不会带来养老的压力；中国人对男孩的传统偏好，会不会带来出生性别比的失衡。

当时，有一些分析来回应这5方面的担忧。首先是学者们做了一个估计，认为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田雪原说，30多年的实践证明基本上与原来估计的大趋势差不多。

关于影响人口智力水平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田雪原说，尽管大家讨论激烈，但最后通过科学的论证向与会者说明，对全社会的智力不会有影响。

关于劳动力短缺，田雪原说，当时讨论认为，虽然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但认为从总体上看没有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时，有专家也提出，劳动力究竟短缺到什么程度其实和“计划生育要搞多长时间”有关系，短期内不会出现，起码劳动力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今后20到30年内不会减少，但30年以后，如果劳动力减少，就要通过生育政策的调整来缓解。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后，越来越多的家庭呈现出“421”的结构，如果全社会，这样的家庭结构过多，会不会带来养老的压力。当时也是认为，关键看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多长时间，如果在合理范围内，一代人时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人还有兄弟姐妹，但如果搞两代人以上的时间，出现421结构的家庭可能就会增多。

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担心，田雪原说，当时的结论意见就是不能进行人工选择性别，法律上要严格约束。中国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很强，提出“只生一个”就要防止人为性别选择，提出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进行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

政策实施超限已现不良后果

近年来，田雪原一直在关注政策超限带来的社会后果。他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可能是劳动力供给。我国在2010年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这一年，劳动人口绝对数量所占总人口比达到峰值，随后开始往下走，这意味着我国的比较优势不再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

但在田雪原看来，这样的变化也是把双刃剑。劳动力的衰减结束了粗放的、外延的、靠投资靠劳动力的发展模式，以后要转变到内涵的、集约型的、靠技术靠创新发展的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劳动力对经济变动的影响是最大的。以后更重要的是要以人口素质换数量和素质，发展教育科学，增强创新驱动，进入经济新常态。

另一个凸显的弊端是人口的老龄化，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田雪原说，老龄化加速对社会影响很大，尤其是养老的压力会加大，对我国的养老保障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也在今天显现出来，这导致很多地区出现剩男问题、光棍村问题。对此，田雪原说，关于性别比问题，他早在2000年左右时就专门写过文章，提到出生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当时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组织了讨论，还征求专家意见。但15年过去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太得力，效果并不好。

今天，在听到中央关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后，田雪原说，这样有利于在自然状态下逐渐实现出生性别比的相对平衡。

设计目标达到 政策就该调整

近年来，眼看着30年大限已经过，田雪原有些坐不住了。他说，因为当年参加座谈会的人很多都已经作古，他当时是参会者中年龄最小的。于是，他开始写文章，要把当年关于30年时限的讨论再现出来，让大家都明白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调整政策的节点。再不调整，像原来说的那样搞成“永久之计”，带来的问题就大了。

2009年，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其中专门提及了30年大限的内容。他说，当时写那篇文章，他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重申了30多年前的决定。

为什么在2009年开始发声？田雪原还有另一个说法，他说，2009年时人口情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老龄化上来了，劳动力供给虽然还在增长，但增速已经越来越小，同时绝对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的比接近峰值，到2010年就下来了，已经到了政策调整的关口。从数据上来看，高生育率降下来的目标在1992年就已经基本实现，从过去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再往后，低出生低增长的形势会加剧，按照现在的估计到2030年，就会出现人口零增长。

“如今到了这个节点，政策就应该调整”。田雪原说，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目标基本实现了，而且政策可能导致的这些问题也都陆续出现了。为避免这些问题变得过于严重，我们应该按照原来的初衷进行政策调整。“这对人口来讲是个大问题”，田雪原说。